第三節：汪中及其他駢文家
唐宋的古文運動，打擊了駢文的泛濫，開拓了散文的廣闊領域，恢復了散文的傳統地位。但要知道，駢、散文並沒有絕對嚴格的界線，駢文所以受到非難，根本在於它“飾其詞而遺其意”的形式主義傾向，並不是這種形式本身絕對不可以應用。所以駢文雖一再受打擊，被排斥于文苑之外，它依然成為官僚文士一種應用文形式。唐宋以來，駢文並未絕跡。明末“複社”作家提倡並寫作駢文。清初亦有不少作家寫駢文，著名的如陳維崧等。到了清中葉，出現了更多的駢文作家，呈現“中興”的氣象，成為與“桐城派”古文尖銳對立的一個文派。
汪中(1744—1794)，字容甫，江蘇江都人，是這時一個特出的學者和駢文家。他“少苦孤露，長苦奔走，晚苦疾疚”，一生“未嘗有生人之樂”，境遇是很慘的。他早年“私淑顧寧人處士，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”；後來又“為考古之學，實事求是，不尚墨守”(以上引文均見汪喜孫《容甫先生年譜》)：終於能從一個書店的學徒，成為一個傑出的學者。他的許多學術論著，合學術與文章為一，別具一格。特別是對先秦諸子的研究，有獨創性，實開近代諸子研究的風氣。他的思想有顯明的進步傾向，“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，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，……見人邀福祀禱者，輒罵不休”(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)。他“生平多諧謔，淩轢時輩，人以故短之”(阮元《淮海英靈集小傳》)。實際他“疾惡如風，而樂道人善”，與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存在著尖銳的矛盾，因此他被目為狂人，一生坎坷不遇。
汪中早年即以詞賦知名，曾有《麋俊文鈔》一冊行世。又“嘗選《哀江南》以下數十篇為《傷心集》”。他的駢文打破向來形式主義作風，“狀難寫之情，含不盡之意”，悲憤抑鬱，沈博絕麗。著名的《哀鹽船文》，描寫揚州江面鹽船失火，“壞船百有三十，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”的經過及慘狀，當時主講揚州安定書院的杭世駿認為“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”：
……夜漏始下，驚風勃發。萬竅怒號，地脈蕩決。大聲發於空廓，而水波山立。于斯時也，有火作焉。摩木自生，星星如血。炎光一灼，百舫盡赤。青煙炎炎，票若沃雪。蒸風氣以為霞，炙陰崖而焦熱。始連楫以下碇，乃焚如以俱沒。跳躑火中，明見毛髮。痛暴田田，狂乎氣竭。轉側張皇，生塗未絕。倏陽焰之騰高，鼓腥風而一訣。洎埃霧之重開，遂聲銷而形滅。齊千命於一瞬，指人世以長訣。發冤氣之君蒿，合遊氛而障日。行當午而迷方，揚沙礫之嫖疾。衣繒敗絮，墨查炭屑，浮江而下，至於海不絕。亦有沒者善遊，操舟若神，死喪之威，從井有仁，旋入雷淵，並為波臣。又或擇音無門，投身急瀨，知蹈水之必濡，猶入險而思濟；挾驚浪以雷奔，勢若濟而終墜；逃灼爛之須臾，乃同歸乎死地。……且夫眾生乘化，是雲天常。妻孥環之，絕氣寢床；以死衛上，用登明堂；離而不懲，祀為國殤。茲也無名，又非其命。天乎何辜，罹此冤橫為遊魂不歸，居人心絕。麥飯壺漿，臨江嗚咽。日墮天昏，淒淒鬼語。守哭屯顫，心期冥遇。惟血嗣之相依，尚騰哀而屬路；或舉族之沈波，終狐祥而無主。……
作者帶著悲憤的心情，對罹難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，文筆明麗自然，淒婉動人。《吊黃祖文》，借禰衡“雖枉天年，竟獲知己”的無辜遭遇寫自己的“飛辯騁辭，未聞心賞”的不平感慨，“苟吾生得一遇兮，雖報以死而何辭”，是對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的尖銳諷刺。《狐父之盜頌》，明目張膽地歌頌“大盜”，“籲嗟子盜，孰如其仁為用子之道，薄夫可敦”：顯系無窮憤慨，自鳴不平。《經舊苑吊馬守真文》，以被損害的妓女自比，實寫“一從操翰，數更府主，俯仰異趣，哀樂由人”的苦衷，“事有傷心，不嫌非偶”：是對官僚士流社會的沈痛的控訴。又如《自序》、《廣陵對》、《黃鶴樓銘》等，都是傳誦一時的名文。
汪中的駢文所以特出於當世，不僅在於他有學問、詞采，更重要的在於他有真實的思想感情。他的每一篇作品，都不是率意而為，也不是無所為而為，而是經過長期的準備醞釀、發抒其不得不言的產物。他的駢文，確實如劉台拱《遺詩題辭》所說的“為貫經史，熔鑄漢唐，宏麗淵雅，卓然自成一家”。
乾嘉之際著名的駢文家還有袁枚、胡天遊、洪亮吉、孫星衍、李兆洛等。但成就都有限。
清中葉的傳統文學，雖然作家眾多，作品豐富，但總的趨勢仍可以說是衰落的。詩的流派，愈變愈多；文有駢、散的對立，有文筆之爭；詞亦出現了新派別。這些不同的流派同時並起，各樹旗幟，表面上很繁盛，卻始終找不到出路，正是封建時代文學回光反照、漸趨沒落的表現。